近日，受到廣泛關注的“云南綠孔雀案”波瀾再起——《中國科學報》從原被告雙方獲知，雙方均已提起上訴。

全國僅余不足500只的綠孔雀VS已經投入10億元的水電工程，這場拉鋸戰的前景仍然充滿未知。

已經投入10億元的大型工程按下暫停鍵。大片河灘和季雨林植被已在前期的開山動工中遭到破壞。

裸露的山體掩護著背后暫時逃過一劫的珍稀物種——綠孔雀和陳氏蘇鐵。

2020年3月20日，糾葛兩年半的“云南綠孔雀案”一審判決出爐，戛灑江一級水電站項目被判“立即停止”。

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為已經審批通過的《戛灑江一級水電站環境影響評價報告書》（以下簡稱《環境影響報告》）無法支撐項目建設對這些保護物種沒有重大風險的說法。

環評，本該是環境保護的第一道防線，為何卻成了這一案件中最關鍵的“紕漏”？

綠孔雀就在那里，環評機構為何看不到

2017年8月，民間環保組織自然之友發起了全國首例野生動物保護預防性環境公益訴訟，要求停建戛灑江一級水電站。

所謂“預防性”的訴訟，就是為避免環境損害的實際發生，通過訴訟手段阻止啟動可能會對環境產生負面影響的項目或行動。

預防性環境公益訴訟中，論證工程生態風險的關鍵是取證。

在法庭上，原告方自然之友拿出了綠孔雀和陳氏蘇鐵在水電工程規劃淹沒區域存活的大量照片和視頻。

這些證據來之不易。

“要把這樣一個地方的動植物資源調查清楚，需要付出很大代價。”原告方專家證人顧伯健說，“幾十公里的封閉河谷，不通路、不通船、不通橋。要全面調查，就必須借助漂流、攀巖這些專業的戶外手段。”

整個訴訟期間，在自然之友等幾家民間環保機構的組織下，專家學者、攝影師、律師和漂流運動員等，多次登上名為“綠孔雀號”的漂流艇，前往案件涉及的區域調查取證。

激流險灘，烈日灼身，風餐露宿，舉步維艱——大自然一視同仁地考驗著這些“自然之友”。

2017年8月底，一行人首次通過漂流進入云南紅河水系綠汁江流域無人區。

沒過多久，團隊里的植物專家——中科院昆明植物研究所助理研究員劉健眼前一亮：眼前這種形態奇特的植物，不正是2015年剛被他們課題組定名的極危物種陳氏蘇鐵嗎？

越往里走，這種植物就越多，扎根在峭壁上，幾世同堂不知已經多少年了。

“一個云南紅河流域特有的極危物種、國家一級保護植物，在短時間內就發現了十余株。”自然之友總干事張伯駒說，此間景象讓他近乎目眩。

同年12月底，漂流隊又進駐了石羊江。

在這里，很多人第一次聽到綠孔雀在山谷間相呼相應。在接下來的幾次考察中，他們拍攝到了綠孔雀在河灘覓食、求偶、沙浴的影像。

然而，在2014年審批通過的《環境影響報告》中，關于綠孔雀的表述是“野外調查未見動物（綠孔雀）活動，但有動物活動痕跡……（工程）不會影響該物種在當地生存和繁衍”。

綠孔雀就在那里，為什么環評機構就是看不見？

《環境影響報告》“坦誠”地寫道：“由于時間局限和野生動物特點，無論鳥類還是其他隱蔽性更強的類群的動物均不可能在短期內通過實地觀察得出滿意結論……”

一審判決中，法院明確認定，原告自然之友的證據足以證明戛灑江一級水電站建設項目對綠孔雀棲息地、陳氏蘇鐵生長具有重大風險。

這也直接推翻了被告新平公司用《環境影響報告》來抗辯該項目建設對這些保護物種沒有重大風險的說法。

“這個判決證明，當年的環評結論是存在重大失實和缺陷的。”自然之友法律顧問劉金梅說。

但法院同時判定，原告自然之友未證明被告之一的昆明設計院在環境影響評價中存在違法行為，其不應承擔相應法律責任。

“如果以自然之友等幾家公益機構的認真程度來做對比的話，這個環評確實沒有考慮到很多環境風險。”上海環境法律師張秀秀說，“但如果從規則程序來看，從以往大量的環評工作慣例來看，被告說自己沒有虛假陳述，也沒有程序上的瑕疵，也似乎說得通。” 

卷土重來未可知

在一審判決中，盡管基于現有環境影響評價下的戛灑江一級水電站建設項目被判立即停止，但項目最終的后續處理，要待新平公司按生態環境部要求完成環境影響后評價，由相關行政部門作出決定。

原告方擔心的，恰恰是這“環境影響后評價”。

“根據現有法律，環境影響后評價在法律上與環評的性質不同，只須備案，無須審批。而且，現有法律法規對在建項目的環境影響后評價的規定非常模糊。” 劉金梅說。

原告方擔心，即便被告新平公司完成了環境影響后評價，也只是在原有《環境影響報告》的重大缺陷上“打補丁”“補漏洞”，無法真正消除工程風險，反而給了項目卷土重來的機會。

“我們認為，既然當年的環評已經被證明存在重大問題，最徹底的做法就是撤銷這份環評批復。”劉金梅說，“根據《環境影響評價法》的規定，建設項目的地點或者防止生態破壞的措施等發生重大變動的，建設單位應當重新報批建設項目的環境影響評價文件，而非進行環境影響后評價。”

為此，自然之友在一審結束后，第一時間聯合山水自然保護中心、野性中國和阿拉善SEE基金會，向生態環境部提交了相關的書面建議書，請求撤銷《關于云南省紅河（元江）干流戛灑江一級水電站環境影響報告書的批復》和《關于責成開展云南省紅河（元江）干流戛灑江一級水電站環境影響后評價的函》。

4月15日，生態環境部在例行新聞發布會上對該事件回應稱：將督促建設單位抓緊開展環境影響后評價相關工作，堅持科學、客觀、依法的原則，全面反映項目建設可能產生的環境影響，客觀評估相關措施的有效性，并作出能否繼續實施項目的相關結論。

戛灑江一級水電站是調整方案重新上馬還是永久停工，再次變得撲朔迷離。

環評何來“通行證”

在顧伯健看來，“這是一場本不該發生的悲劇”。

時間倒流回2008年，戛灑江一級水電站工程蓄勢待發。

工程的相當一部分淹沒區域，處于當時的恐龍河州級自然保護區內。

同年5月，恐龍河州級自然保護區的核心區面積調減了809.46公頃，2010年10月又進一步調減約60公頃。

《恐龍河州級自然保護區范圍調整報告》顯示，調減面積用于“戛灑江一級電站水庫淹沒”“大灣梯級電站”等開發利用，盡管《調整報告》也提到調區“將對保護區主要保護對象（綠孔雀和黑頸長尾雉，均為國家一級保護動物）有中度影響”。

“保護區的兩次調區相當于給了項目建設和項目環評一個合法的‘通行證’。”張伯駒說。

“在過去十幾年里，只要涉及與地區發展的沖突，自然保護區幾乎是全線后退。”對此，張伯駒深有感觸，“2009年長江上游珍稀特有魚類國家級自然保護區把下游22.5公里的區域調整出保護區，還有一部分核心區被調整降級。當年的‘重慶市1號工程’（小南海水電站工程）要在這個區域修建一座水壩。按規定，水壩不能在國家級自然保護區修建。”

“自然保護區可以調，但有嚴格的條件。首先，調減的區域不能是保護對象的集中分布區；第二，只能為國家級、省級重點項目和重大民生項目‘讓路’。”某高校生態學副教授王為江（化名）說，更重要的是，在作出調區的決定前，必須先做環境影響評價和生物多樣性影響評估，如果調區會對主要保護對象產生重大影響，是可以一****否決的。

“花錢請人說真話，又是圖啥呢？”

然而，不管是保護區環評還是項目環評，理論和實際常常有距離。

“很多環評都有傾向性，甚至就是走走過場。科學家也會被當槍使。”王為江說，“有時候你做了嚴格的科考，跟人家想要的結果不符合，直接就不要你做了，甚至以后連會議都不讓你參加。”

科學家“不聽話”不行，“貴了”也不行。

前幾年有一個機場鳥情生態調研公開招標。王為江報價15萬~16萬元，就沒有競爭過另一家報價10萬元的單位。

“10萬塊錢我沒法做。”他說，“野外考察不能少于6~8次，要覆蓋各個季節，要達到90%的調查精度，才能全面客觀地反映當地情況。這些都要錢，有時候多查出5種鳥類，成本就要增加好幾倍。”

“在環評和生物多樣性評價上壓縮經費，根本請不來真專家。但你從建設方的角度想想，花錢請人說真話，又是圖啥呢？”

今年56歲的王為江，做陸生動物野外考察和生物多樣性影響評估已經30多年了。

他的職稱一直停滯在“副教授”上——“我就做宏觀科考，沒怎么發表過涉及分子實驗的高質量研究論文。”

但環評其實是一個看重職稱的領域。“特別是一些甲級資質的環評單位，對專家組成員的高級職稱特別重視，對具體專業的要求反而相對寬松。”王為江說，“有些‘專家’到了現場，植物不認識、動物不認識、生態不了解，根據工程要求編寫一個報告就交上去了。” 

說“真話”的年輕科研人

“他算專家嗎？什么職稱？他提供的證詞有沒有公信力？”庭審結束后，顧伯健從同伴那里聽說，他的專家證人身份被被告方“質疑”了。

在媒體的敘述中，現為復旦大學保護生物學博士生的顧伯健是中國最后一片綠孔雀完整棲息地的發現者，是綠孔雀生存危機的“吹哨人”。

2018年開庭時，28歲、碩士畢業、身為合同工的他，看起來并不夠權威。

除顧伯健外，原告方的另一位專家證人劉健，專家輔助人、紅河學院動物系副教授王劍，都因“職稱太低”“太年輕”等遭到了被告方的質疑。

但在法庭上，張伯駒看著這些年輕人的表現，滿懷欣賞和感激。

劉健出庭作證：綠汁江流域分布有上千株國家一級保護植物陳氏蘇鐵，是至今該物種在國內發現群體數量最多的地區。

被告水電項目將對淹沒區的蘇鐵種群造成毀滅性影響。

被告問：蘇鐵能不能移植？

劉健回答：按理說，所有植物都是可以移植的。

被告又問：既然可以移植，請你講講如果移植要怎么做？

劉健說：移植蘇鐵有3個主要困難。

第一，我們到哪里去找這么大區域的有相同土壤酸堿度、濕度、郁閉度的生境呢？

第二，陳氏蘇鐵作為國家一級保護植物，要移栽的話一株都不能少，我們首先需要非常長的時間做調查研究，然后才能確定這里一共有多少株陳氏蘇鐵。

第三，很多蘇鐵都長在懸崖峭壁和石頭縫里面，如果我們要把它們挖出來，可能得把石頭砸開才行，但是砸開石頭蘇鐵大約也就死了。

所以怎么把蘇鐵完好地取出來，這還是個未解難題。

這場交鋒決定了庭審的走向。

在此之前，原被告膠著在淹沒區域對綠孔雀是否不可替代的問題上。

讓綠孔雀搬家不可以嗎？被人養起來不可以嗎？因為這些問題很難回答，庭審一度陷入膠著。

而劉健的證詞證明，不管綠孔雀可不可以搬家，上千株國家一級保護植物陳氏蘇鐵是很難搬家的。

更有話語權的專家，反而不愿意公開表態

還有一些科學家在沉默。

張伯駒說，他們并非不想邀請一些更加“資深”的專家來坐鎮，“但一些在這個領域相對更有資源和話語權的科學家，反而不太愿意參與或者公開表態”。

在為另一個保護區博弈的過程中，他曾問一位老先生：“您是業界泰斗，為什么不能出來說句話？”對方回答：“我得為我的博士后、為我培養出來的這些年輕教師考慮。”

在“綠孔雀案”中，部分科學家則用相對沉默的方式給予了支持。

《近三十年來我國瀕危綠孔雀的現狀及分布變化（1990年-2017年）》（中譯名）《云南元江上游石羊江河谷綠孔雀不同季節覓食地選擇》等論文在訴訟中成了證據鏈中的重要部分。

記者聯系了其中一篇論文的通訊作者，但對方以沒有得到單位授權為由婉拒了采訪。

“我非常理解。”張伯駒說，“哪怕他們不出來說話，這些科研成果已經可以支持我們做很多的工作了。有高質量的科研成果，就是對保護行動和公益事業很好的支持，不一定要讓所有人都站出來。”

還有一些有影響力的鳥類學家則不認同他們的行動，指出“不要把水電站和綠孔雀保護對立起來”。

但是，建水電站就會淹掉綠孔雀棲息地，怎么能“不對立起來”呢？張伯駒想不通。

后來他知道了，這些學者的意思是可以人工繁殖綠孔雀，或者把綠孔雀遷走，“異地保護”。

無論是環境影響評價，還是環境公益訴訟，科學家在環保中扮演的角色至關重要。

《中國科學報》2017年曾采訪過云南大學一名動物生態學家，他說包括綠孔雀在內的大多數瀕危物種研究所能得到的經費很少，導致相關研究數據滯后且粗糙。這給瀕危物種保護造成了很大阻礙。

2018年6月，歷時4年的中國全境綠孔雀摸底調查完成。這次調查到的野生綠孔雀數量僅有194~248只，專家估計全國境內的綠孔雀數量可能已不足500只。

如果戛灑江一級水電站蓄水，石羊江、綠汁江大片河谷就會被淹沒。而這個區域是綠孔雀核心分布區的核心。

現有判決下，該水電站只是“暫時”停建，隨著雙方提起上訴，一切又變得不確定起來……

綠孔雀公益訴訟案大事記

★2017年3月30日，自然之友聯合山水自然保護中心、野性中國，聯名向環保部發出緊急建議函，建議暫停戛灑江一級水電站項目，挽救瀕危物種綠孔雀最后完整棲息地。該函件同時抄送國家林業局。

★2017年4月18日，自然之友和山水自然保護中心、野性中國三家環保組織共同向水利部、發改委寄送《關于暫停紅河流域水項目，挽救瀕危物種綠孔雀最后完整棲息地的緊急建議函》。

★2017年6月5日，自然之友聯合野性中國、山水自然保護中心以及全國生態和綠孔雀保護專家，在昆明成功舉辦了“紅河中上游（嘎灑江、石羊江、綠汁江）綠孔雀及其棲息地保護專家研討會”。

★2017年7月12日，自然之友向楚雄彝族自治州中級人民法院郵寄起訴材料。

★2017年8月14日，獲楚雄彝族自治州中級人民法院立案受理。

★2017年8月21日—27日，自然之友聯合野性中國組織多位植物專家到紅河中上游綠汁江河谷進行生物多樣性調查。調查中發現綠孔雀羽毛、腳印和糞便，以及陳氏蘇鐵等珍貴植物物種。

★2017年9月20日，自然之友收到云南省高級人民法院寄來的民事裁定書，裁定云南綠孔雀棲息地保護案由昆明市中級人民法院審理。

★2017年12月24日—31日，自然之友聯合野性中國組織多位專家到紅河中上游石羊江河谷進行漂流科考調查該區域的生物多樣性。調查中發現大片綠孔雀腳印、原始熱帶季雨林以及多種珍貴保護物種，并在石羊江段和綠汁江段布設紅外相機。

★2018年8月28日，綠孔雀案在昆明市中級人民法院開庭審理。

★2018年12月10日，自然之友作為原告與兩被告在昆明中院主持下對法院調取的證據進行質證，并提交專家補充意見。

★2020年3月20日，自然之友得到昆明市中級人民法院電話通知：“本日寄出判決書”。

★2020年3月25日，自然之友、山水自然保護中心、野性中國和阿拉善SEE基金會就戛灑江一級水電站永久停工、保護綠孔雀棲息地向生態環境部致建議函并發布公開信，該函件同時抄送國家林業和草原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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