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美、中之間的人工智能(AI)戰爭中，誰才是贏家？這是一個經常被問到、但是答案往往不是太簡單就是太復雜的問題，而且雙方會分別因為特殊目的將焦點模糊化；中美貿易戰以及蔓延全球的新型冠狀病毒(Covid-19)疫情，更是為這個議題添加了進一步復雜化的元素。

在美國，人們廣泛認為中國已經在AI技術領域搶得先機；然而加拿大滑鐵盧國際治理創新中心(Centre for International Governance Innovation，CIGI)暨美國夏威夷東西中心(East-West Center)資深研究員Dieter Ernst撰寫的最新研究報告，可能會讓這個想法受到挑戰。Ernst透過他對中國的社會、歷史以及產業之了解，提供了不同層面的答案。

對于全球科技產業來說，中美貿易戰可以說是橫在全球科技發展的“絆腳石”，尤其是在人工智能(AI)領域，所帶來的是阻礙創新，以及損害所有投入AI技術開發的人們之前途。為此，《EE Times》特別邀請到Dieter Ernst與我們聊一聊這個話題。

Ernst最近完成了一份長達70頁的的研究報告──《人工智能芯片之爭：中國在科技戰中遭遇的挑戰》，由CIGI正式發表；他在2019年前往中國進行實地調查，探索當地AI芯片產業的發展現況，并以他對中國之了解，從不同層面分析了中國AI產業的前景以及與美國之間的競爭關系。

我們已經認識Ernst一段時間，他先前曾針對中美之間貿易與科技關系發表過不少具建設性的言論。這一次我們的對話聚焦于中國研究人員以及當地業者，對于像是Ernst這樣的外國學者之態度轉變，以及美國升高對中國之技術限制所帶來的后果。而我們在談話過程中始終留意著，美國與中國政府所采取的下一步，將會對全球科技產業帶來深遠的影響。

東西方學術交流受到影響

EE Times：我注意到在過去18個月來，采訪中國業者的難度越來越高──特別是那些開發AI芯片的公司；其中有部份業者直截了當告訴我們，在西方媒體上曝光只會帶來麻煩。他們通常說：“現在不是時候…沒有必要引起美國政府的注意；”你遇到的狀況如何？

Ernst：跟我早期(許多年前)在中國進行實地研究的情況比較，我很驚訝最近當地的公司以及政府機關更不愿意接受采訪，而且特別抗拒外國人加入。這顯示中美貿易與科技戰升溫，已經讓客觀的實地研究變得更困難。

EE Times：這不是好現象…那么你是如何克服障礙？

Ernst：我在2019年4月和11月曾經受邀前往北京、上海以及杭州的頂尖大學針對我的研究題目發表演說，這應該是有幫助的。我的那幾場演說聽眾很多，也在問答時間以及會后的私下討論中獲得了一些獨特的見解。與我交換過意見的中國聽眾都非常憂慮美國對技術出口與簽證的限制，會扼殺高度全球化之AI研究社群中的知識交流與創新。

突如其來的貿易戰

EE Times：還有什么其他讓你感到驚訝的事情？

Ernst：我知道中國一直以來都有考慮到未來發生美國限制技術的風險，也試圖尋找替代來源。但在訪談中，讓我驚訝的是無論中國政府或是當地AI產業的關鍵業者都有一些措手不及。盡管他們曾經沙盤推演過各種“戰爭”場景，大多數業者(包括那些在政府一級名單中的業者)對于突如其來的中美貿易沖突與科技戰，都沒有最好準備。

EE Times：你認為那些AI領域的技術限制讓中國業者特別措手不及？

Ernst：能提供更高算力與儲存容量、同時降低功耗的先進專用AI芯片。我一次又一次被告知，那些會使用先進AI芯片的公司基本上都在快速發展的路徑上，技術的演進是持續不斷的，而且是快速、相輔相成的。中國幾乎只靠美國進口這類先進AI芯片(用于訓練)，兩國之間的貿易戰阻斷了中國業者取得這些對AI產業成功十分關鍵的芯片來源。

EE Times：在你的研究報告中，讓我很驚訝的一件事情是，你形容中國的產業界與學界在AI研發方面的“互動有限”。你認為為什么會發生這種情況？

Ernst：傳統上中國的創新體系一直受到多重“脫節”(disconnect)的限制。包括學界與產業界之間的脫節、“民用”與“國防”產業間的脫節、中央政府與地方政府之間的脫節，還有不同創新戰略模式之間的脫節。

EE Times：你怎么看這種各自為政的現象？

Ernst：在很大程度上，這反映了中國很晚才加入全球高科技產業創新競賽的現實；此外中國也還得因應蘇維埃規劃體系的遺毒以及文化大革命帶來的破壞性效應。因此，中國的研發活動仍被局限在公家單位(包括中央與地方)內部，而企業多被設定為純粹的“生產單位”，沒有足夠的研發與工程能力，在營銷與策略規劃方面也沒有發揮作用。盡管有很多在市場與組織改革方面的努力，中國在強化產業界與(公家)學研界之間的知識交流方面，還有一段路要走。

EE Times：然后還有眾所周知的、方向錯誤的中國專利政策。

Ernst：事實上， 中國的專利策略仍然主要專注在增加專利申請案的數量，一旦獲得注冊，就似乎不太關注那些專利的狀況。更重要的是，在能夠達到高引證(citations)的專利識別、開發、維護以及質量的改善方面，并沒有明顯的作為。

沒有其他的全球知識來源？

EE Times：所以在你看來，中國的AI技術發展遇到的最大挑戰是什么？

Ernst：中國創新體系的分散化突顯了中國AI發展的一個基礎性困境；在中美貿易戰爆發前， 中國AI業者在能夠反映他們競爭優勢的領域創新，透過當地數量龐大的低人力成本大學畢業生來開采巨量數據庫，專注于在中國快速成長的大眾化AI應用市場競爭。中國在國際貿易與全球生產網絡的深度融合，提供取得全球知識來源的充足機會，讓這種策略成為可行；在某種程度上中國業者能仰賴外國技術，不需要投資內部的基礎性與應用研發，就能繁榮成長。但隨著美國升高技術出口限制，這些業者要取得相同的收益就越來越困難。

EE Times：我們刊登了第一篇關于你的中國AI芯片產業研究報告報導之后，有幾個中國產業界的高層響應，他們同意中國是被李開復的著作誤導了。李開復認為中國應該要利用其“大數據寶庫”，在較低成本的AI應用大眾市場上領先；但顯然許多追隨這種策略的中國公司方向錯誤，因為它們開發的AI應用利用了過時的神經網絡，但同時間AI的基礎研發仍然在世界其他地方繼續演進并快速發展。此外我也常聽到，中國政府收集大量的安全監控數據，但并不一定會將這些數據分享給私人企業，或者也不一定要標記這些大數據；你是否有聽到類似的說法？

Ernst：在我們的非正式采訪中，妳提到的這些觀察很常見；在中期時間內，中國似乎面臨雙重困境。首先是中國的數字平臺領導業者，快速采用了與Facebook類似的數據私有化方法，他們現在能很熟練地控制大數據數據集的貨幣化，而且與他們的美國同業一樣毫不留情。此外如同妳說的，中國政府(或是黨)維持對大量安全監控數據與因特網內容審查的獨家掌控權；這兩者構成了爆炸性的混合，隨著時間流逝，可能會扼殺中國的AI創新，以及AI的標準化與治理。

EE Times：你的報告內容還有一點讓我有些驚訝，就是中國數字平臺業者如百度、阿里巴巴等的AI投資也是以AI應用為導向；這是什么原因？

Ernst：我的報告主要是聚焦在AI芯片的研發；要了解中國在AI領域的實際地位，我們確實需要對于所謂的BAT (百度、阿里巴巴與騰訊)還有華為、聯想等公司進行的AI應用與基礎性研發優先項目，進行深入的研究。例如阿里巴巴旗下的研究機構“達摩院”專注于AI算法，包括在語音識別、自然語言理解、數據探勘、智能城市、智慧機器人、工業物聯網等方面的應用；百度的研發焦點則是自動駕駛車輛與運輸系統、自然語言處理框架以及高性能運算。

EE Time:：所以你的研究報告要為美國產業界傳達的最重要訊息是什么？對中美兩國的產業界與政府的影響為何？

Ernst：是時候該接受美國這個世界最強大國家，無法再以一己之力主導AI與IT技術的創新步伐；美國若要重新獲得穩定、可預測而且更能公平分配的貿易收益，應該要回歸一種促進而非破壞國際貿易規則的政策。當前美國政策所造成的巨大損害，要花相當長的時間才能修復。毫無疑問，美國商務部與貿易代表處應該要打擊智財權、商業機密、政府采購等方面的不正當手段，無論這些行為是在中國或任何地方發生；但更重要的是，美國政府與私人領域應該要共同努力發展并實施國家策略以升級美國的創新體系，才能從有利的位置來因應中國的創新戰略挑戰。

反過來中國則需要重新思考，他們的AI如果要取得進步，唯一的方法是在與美國和其他先進國家的關系中尋求零和(zero-sum)競爭策略，中國應該要透過像是強制授權(compulsory licensing)、網絡安全標準與認證以及嚴格的政府采購政策等，提供外國業者免被“強迫技術轉讓”的保障。簡而言之，基于粗暴的“技術民族主義”(techno-nationalism)之科技戰爭，正威脅AI領域全球知識共享的文化，無論是“美國優先”教條或是中國以“防火墻長城”宣告網絡主權，都會造成相同的苦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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