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寨化”根源于中國經濟三元化

　　正如上文所分析，“山寨制造”興衰背后的原因，從微觀上來說，是其不可持續的競爭法則。但從宏觀角度上來看，中國經濟三元化扭曲了正常的市場競爭，讓民營/草根企業無法獲得公平的機會，是導致部分產業“山寨化”的深層原因。

　　中國的產業或者市場，簡單可以分為三類：第一類是國家壟斷產業，如銀行、石油化工、鋼鐵、電信服務、軍工和房地產等，這類行業的進入門檻高但利潤率高，以國有企業為主，根據地在北京，二是全球化新興產業，如金融、信息咨詢、互聯網和高新技術產業等，它們的特點是存在高資本、高品牌、高技術或者高管理要求，利潤同樣豐厚，常常是外資企業占據主導，多分布在上海；第三是競爭型產業，如電子、服裝、玩具和小商品等行業，它們的特點是競爭激烈和利潤率薄，但進入門檻較低，除了外資和國有企業勢力外，也是本地民營/草根企業的樂土，后者大量分布于深圳周邊及江浙地區。

　　對于國家壟斷產業和市場來說，它的規則就是身份和關系。雖然很多時候它表現為潛規則，但潛規則畢竟也是規則，它能夠在很長一段時間讓產業保持繁榮，讓門外的人望之生嘆。新興產業的競爭規則高資本、高品牌、高技術或者高管理要求，這是一個很良性的競爭規則，它能夠導致優勝劣汰，讓產業不斷進步。相比高門檻的前兩種產業，競爭型產業存在“外資企業、國有企業、民營/草根企業”更多元的競爭主體，競爭規則更加多元化，也容易出現“山寨化”。

　　我所謂中國經濟三元化的定義是，外資和國家壟斷力量占據中國利潤最豐厚的產業。民營/草根企業由于身份和初始能力限制，只能夠在競爭激烈型產業謀生。即使在競爭激烈型產業中，民營/草根企業有時也無法獲得公平的競爭機會，因此選擇“山寨化”。

　　為什么在眾多競爭型產業中，手機產業“山寨化”最嚴重？除了手機本身市場規模巨大(可容納大量中小廠商)、產品不斷升級換代(每一次升級都給新廠商帶來機會)和平臺技術變革(中小廠商無需面對技術門檻)等因素外，根本原因是手機產業是中國經濟三元化——外資、國有和“山寨/民營”力量——對抗最尖稅的產業之一。在知名財經作家吳曉波的《激蕩三十年——中國企業1978-2008》一書中，我們可以看到，過去30年中，每當外資、國有和民營/草根力量沖突時，民營/草根力量常常是受害者，外資本身很強大，國有力量過于被保護，而民營/草根力量被限制在一個狹小的角落自生自滅。

　　早期手機制造作為一個高科技產業/新興產業，為外資企業把持，隨后的牌照制度讓國有企業一夜崛起，這個階段又讓手機產業帶有國家壟斷的性質。應當說，這個時期的牌照制度是成功的，因為外資力量過于強大，確實是需要用牌照制度有所設防，這也符合國際慣例。

　　然而，再到后來，隨著上游技術成熟和下游需求井噴，一個要求物美價廉的平民和草根市場形成，很多外資和國產手機企業從業人士紛紛下海創業，很多產業外部的廠商也開始加入。也就是說，這時手機產業本應成為一個充分競爭的產業了，但這個時候牌照制度仍沒有大的松動。

　　由于新加入者無法獲得合法的身份，也無法以“品牌、營銷”等“正當”的方法參與市場競爭，只能利用牌照制度的種種漏洞，創立自己的游戲規則，“ 山寨”產業如野草般瘋長，而且隨著上游技術門檻消失愈演愈烈——討論一下，如果在2004年左右手機產業仍存在一定技術門檻的時候就開放牌照，讓有一定實力的廠商自由進入，今日的中國手機產業是何局面呢？

　　在對所謂主流市場維持“高準入”的同時，有關部門對“山寨”市場又缺少最基本的監管，任由自生自滅，這是犯的另一個錯誤。打一個非常不恰當的比喻，即使我們的法律不認可性工作者，但我們也要承認性工作者確實在我們社會存在的現實，對他們/她們進行必要的預防性病和犯罪教育，既是體現基本的人文關懷，也是保障整個社會的安全。

　　再補充一句，除了微觀的“自我毀滅”機制和宏觀的“中國經濟三元化”監管制度外，傳統壟斷產業和新興產業的“擠壓”效應也加速了“山寨”產業的衰亡。一方面，“山寨”產業的原材料成本、人工費用、房租成本和資金費用，都受制于銀行、石油化工、鋼鐵和房地產等國家壟斷產業，而這些成本近幾年來節節攀升。另一方面，新興產業讓“山寨”產業的競爭越來越激烈。例如上游的芯片平臺的集成度越來越高使得手機開發和制造變得簡單，以及互聯網等信息技術讓一切都變得透明，讓世界變得更平坦，讓進入的門檻越來越低。

　　超越“山寨制造”：政府、行業和企業協力

　　正如上文所分析，手機產業“山寨化”的原因是，“主流市場牌照限制”把大量草根英雄們逼上梁山，導致“山寨”和山大王們涌現。而山寨產業內部本身缺少良性運轉規則，政府又對“山寨產業”缺少最基本的監管，加速“山寨”內部的“劣幣驅逐良幣”和“自我毀滅”效應，結果是——有驚無險、愈來愈強的外資品牌，扶不起的所謂國產手機品牌，以及一大群不強不大的“山大王”們。

　　因此，要超越“山寨制造”，就要解決上述源頭問題。對于政府和相關部門來說，要建立以“較低市場準入門檻，較高市場監管和產品質量標準”為特怔的監管體系，而不是相反。也就是說，“賽馬，不相馬”，要降低門檻，讓盡可能多的廠商都獲得公平競爭的機會，但對于市場上(無論是主流市場還是山寨市場) 觸犯底線的廠商和產品絕不姑息，如低劣的電池和充電器、菜單上遍布收費增值業務陷阱、1：1高仿、明顯夸大和欺騙性的電視購物廣告等現象。而對于行業協會來說，可以協助政府建立行業基本競爭法則，引導企業自律，清除少數害群之馬等等。

　　也就說，針對中國產業和市場的現實，我們可以建立一個較低標準的競爭規則，然后隨著產業的發展逐步提高這個標準，但絕對不可以沒有標準和規則，沒有底線，否則產業只會越來越“下流化”。

　　讓人欣喜的是，這方面已經有非常積極的變化。如手機牌照制度開始放開，入網檢測時間和費用大幅減少，政府在2008年夏天規范“山寨”產業，重點打壓高仿企業，深圳手機行業協會成立……。盡管這些舉動在短期內會給某些企業帶來陣痛，甚至影響市場，但對于整個產業無疑具有非常積極的意義——就好象《手機配件》雜志一位朋友的郵件簽名“你不付出、我不付出、誰來付出。你來索取、我來索取、向誰索取”！

　　當然，最重要的是，還是作為主角的“山寨”英雄們。毫無疑問，“敢想敢拼”的山寨精神是我們這個后進國家和產業最為寶貴的精神，仍然值得發揚。不過，隨著手機產業競爭激烈和暴利期基本結束，“山寨”英雄們需要端正心態，未來“一機成名和一夜暴富”可遇不可求，更需要一步一個腳印。

　　在繼續“山寨式”創新的同時，“山寨”英雄們也要充分尊敬和學習品牌、誠信、質量、營銷、管理和技術這些全球通行的競爭法則，以便在于自己的細分市場，獲得較為持續和穩固的競爭優勢——不隨便打破競爭規則的底線，既是確保產業和諧發展，更重要的是保護自己。

　　盡管目前“山寨”產業危機重重，但同時也孕育著巨大的機會。如果說第一波“山寨”英雄們成就于草根市場——外來務工人員、三四級和農村市場，那么下一波的“山寨”英雄們(或者說民族手機品牌締造者)一定源于白領和中產階級市場。

　　由于受西方文化和全球化洗腦，加之文化自卑和國產無精品，過去白領以上市場一直為外資品牌占領。但隨著中國文化和中國經濟一起崛起和覺醒，白領群體越來越大，一個以消費“反映本地優秀文化、品味和生活方式”的本國品牌為榮的時代一定會來臨——畢竟這個國家曾長期向全世界輸出過以琴棋書畫、陶瓷、絲綢和茶葉為代表的精致、幽雅生活方式。

　　這是中國所有產業的機會，當然也是國內手機企業的機會——在互聯網領域，Google是全球最偉大的企業之一，但在中國，“百度更懂中文”，相信未來這樣的國內手機企業一定會出現。這一點，傳統的國產手機品牌沒有做到，第一代“山寨”英雄們只做到了一部分。

　　“山寨式創新”畢竟還是粗糙的，很多時候是迎合溫飽時期草根階層較為低級的趣味——這無可厚非，甚至還是值得贊賞，還記得我們用第一臺手機的時候是多么的興奮嗎，“山寨機”同樣也為很多草根階層帶來了這樣廉價的快樂，所以我的朋友《電子創新網》總策劃人張國斌一直強調，在評論“山寨機”前，一定要“對普通大眾懷有一顆關懷和慈悲之心”。然而，就好像“趙本山”固然值得尊敬，但如果始終是“趙本山”而不是“陳丹青”是我們的文化偶像，那么這也是一件非常悲哀的事情。

　　因此，未來能否滿足草根階層升級換代的需求，能否占領“白領和中產階級市場”，或許可以用來分析現有國產品牌和“山寨”英雄們的長遠潛力和未來。

　　另外，中國和全球市場的多層次、多元化，手機的時尚化和消費化，也讓一些中小品牌成就于細分市場成為可能。《國際電子商情》的孫昌旭暗示說，未來手機行業可能象服裝行業一樣，可以容納不少品牌和廠商。她表示：“其實這種山寨現象在服裝行業流行已經很多年了，然而目前中國服裝產業仍然是養活著一大批人，有人買幾萬元的衣服，也有更多人去買幾十元的衣服。只不過潛意識里人們認為電子產業或者手機產業是高科技企業，應該賺更多的錢，其實目前電子產業可能還不如服裝產業”。

　　而對于更廣泛的“中國制造”們來說，“山寨”現象則帶來了更多的思考與啟發，如山寨式創新、高效供應鏈運作、產業集群效應、外包和虛擬企業等?！峨娮觿撔戮W》的張國斌表示，“山寨機”給了我們兩點特別重要的啟示，一是所謂的高科技產品并非高不可攀，“農民也能造手機”讓高科技產品從神圣的高端走到民間；二是它增強了國人的創新自信力，“山寨機”后，“山寨直升機”、“山寨勞斯萊斯”等的出現，說明“山寨機”已經大大激發了國人的創新熱潮！

　　《電子創新網》的張國斌還認為，“山寨”現象更是對傳統“Wintel”(微軟Windows+英特爾CPU)開發模式的顛覆，預示著未來研發創新模式從大公司主導向眾多小公司參與主導的方向轉變。“消滅權威！我是主導”，互聯網新經濟時代的精髓在山寨機上得到了充分的體現。張國斌甚至宣稱，“ 山寨，中國未來的創新活力源！”

　　而孫昌旭則認為，全球絕無僅有的中國山寨機市場一直處于“創新”與“模仿”兩個完全相佐的意識形態中。認同它的人，認為它就是一種創新，不論從功能、用戶界面還是到外型都是一種創新，例如，有些仿蘋果山寨機，比真蘋果界面更友好和好用；而反對它的人則認為，它僅是跟在蘋果、諾基亞、三星等大腕后的模仿。她反問道：“到底什么是創新，你心目中的創新是如何定義的？”

　　山寨制造與中國經濟奇跡的未來

　　如果在一個更為廣闊的語境下看“山寨制造”，就會發現，“山寨”背后的民營/草根力量，既是改革30年來中國經濟奇跡的動力，也蘊涵著中國經濟的很多秘密，包括當下的經濟問題。

　　在過去30年間，中國經濟的活力本質上源于深圳周邊和江浙地區成千上萬的民營/草根企業，他們組成的“螞蟻雄兵”，將物美價廉的“中國制造”帶到全球各地，推動中國經濟發展——過去10年間，“金融、石油化工、鋼鐵、電信服務和房地產”等國家壟斷/社會基礎性產業高速發展，說到底是因為以民營 /草根企業為代表的實體產業經濟發展到了一定階段，如企業變大、富裕階層出現和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等等，推動了這些產業的發展。

　　盡管國家壟斷企業有不少巨無霸，包括全球市值最高的企業，但可惜的是，他們只能夠在國內稱王稱霸，在全球市場基本上看不到他們的身影。相反，在分享“民營/草根”實體經濟的成果后，在某種程度上，他們還在阻礙實體經濟發展，例如這幾年銀行、石油化工、鋼鐵和房地產等國家壟斷產業過度發展導致實體經濟的經營成本大幅提升。

　　說到底，我們國家競爭力的基礎，還是這些“螞蟻雄兵”和“山寨”們。也就是說，中國經濟的本質就是山寨經濟。而正如前文所說，“山寨化”在迅速創造奇跡的同時，也會產生兩大危害，一是打破現有競爭法則，讓既得利益者感到不安，所以近年來“中國制造”和中國商人在全球各地遭受越來越嚴重的抵制；二是“山寨”的“自我毀滅”機制成長不了大企業，很多時候國內企業在全球各地自相殘殺到集體失血而亡。我那位海爾手機的朋友表示，很多時候亞非拉美運營商在招標的時候，一屋子坐著都是中國人。

　　所以除了華為和中興等個別企業外，到目前為止，中國還沒有產生真正的世界級企業，相比我們鄰居印度的塔塔集團、Infosys、Wipro、 Dr. Reddy’s Laboratories和Bharat Forge等企業，我們的華為、中興、聯想、海爾和TCL們依然需要汗顏——相比別人是靠資本、品牌和技術等賺錢，我們賺的還是苦力錢，很少正規軍，仍以游擊隊為主。

　　正是因為如此，深圳山寨制造、江浙民營企業與中國宏觀經濟在2008年一起陷入低谷并不是偶然。其內在邏輯是，由于“破壞性創新”和“自我毀滅 ”機制，山寨式經濟發展模式已經到了極致，面臨內憂外患——在外部，“中國制造”被很多國家群起而攻之，在內部，“中國制造”自相殘殺，都長不大；而過去幾年中以金融、房地產等代表的國家壟斷/虛擬經濟又將山寨式經濟成果無限放大和透支，最終泡沫破滅——中國經濟奇跡是不容爭議的事實，但如果一個國家沒有產生一批世界級企業，這個國家的經濟能夠真正強大嗎？

　　因此，無論對于深圳山寨制造還是對于中國經濟來說，充滿危機的2008年可能反倒提供了一個契機——打破中國經濟三元化，繼續學習和發揚“敢想敢拼”的山寨精神, 但超越山寨制造的劣根性，尊重和學習全球通行的競爭法則，和諧融入全球產業體系，就好像那首“我和你”唱出了我們這個不斷打破規則和創造奇跡的國家期望通過2008年奧運會融入世界、獲得世界認同的渴望。

　　(注：本文作者現擔任手機方案公司創揚通信技術(深圳)有限公司市場經理，《電子創新網》特邀顧問。本文僅代表個人觀點，歡迎和作者探討，panjiutang@gmail.com。)